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最悲壮、最惨烈的一幕，莫过于1936年冬至1937年春，西路军的两万多将士，血战河西走廊，饮恨祁连山下，惨遭全军覆没的命运了。

50年后，原红二方面军老战士、已离休的南京军区陈靖将军，重走长征路，在河西走廊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远征未停步，

大河急渡。

迷离坎坷茫茫路，

险关恶岭万千里，

孤军深入。

面对死亡途，

全然不顾。

她像暗夜一支烛，

燃尽自身耀四方，

心在全局。

——　《浪淘沙·全局志》

这是对西路军将士悲壮征程的真实写照，也是发自内心的对他们革命斗争精神的赞颂和怀念。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贯彻打通国际路线，联合东北军、西北军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战略方针，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令红四方面军一部率先西渡黄河，执行宁夏作战计划。李先念统率的第三十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之一，担负渡河先遣军的任务。10月24日，在李先念、程世才的率领下，红三十军成功地强渡黄河。

渡河后，红三十军迅即沿着黄河西岸北进，准备接应红一方面军从宁夏南部中卫一带渡河，共取宁夏。11月2日，三十军与以彪悍、凶残著称的马家军激战一条山，双方损失惨重。

徐向前、陈昌浩鉴于“此地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向军委请示行动方针。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电示精神，徐、陈于11月6日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准备西进控制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地区，伺机策应河东部队进击宁夏。8日，毛泽东、周恩来又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或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这时，党中央和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没有执行的可能，决定按照《作战新计划》，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河西部队则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毛、周电示河西部队西进凉州，实际上是《作战新计划》的一个部署。

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分三路向西进发。三十军为第一纵队，在右翼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前进，九军为第二纵队，在左翼山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干柴洼向古浪前进；五军为第三纵队，经吴家川等地在三十军之后跟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直属队随三十军行动，副总指挥王树声随九军行动。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西路军此去，迎接他们的竟是众寡悬殊、血战连番、弹尽粮绝、全军覆灭的厄运。

挺进河西走廊

河西部队西进途中，接到中共中央的电令，着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任命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22000，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并要求共产国际准备接济物资，从新疆方向接应西路军。

红九军受重创，是西路军西进途中遭受的第一个挫折。

红九军历来以骁勇善战著称，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之一。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都是全军赫赫有名的战将，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立下过汗马功劳。

但是，正当左翼红三十军连克大靖土门子、凉州四十里铺及水昌、山丹之际，左翼九军却在干柴洼地区，受到马敌三个骑兵旅的围攻和追击。经两天激战，打退敌人，进抵古浪县城。

古浪为河西走廊要冲，城垣因地震被毁，破旧不堪，不利防守。九军刚刚入城，即被追敌包围。这次马敌投入的兵力更多，计有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四个民团。九军苦战三天，虽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达2400余人，军长孙玉清负伤，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均壮烈牺牲，营以下干部伤亡尤重，部队被迫撤出战斗，转移到凉州地区休整。

这一仗使红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未能恢复过来，给西路军的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计划部队略作休整后，即西进甘州、肃州（今张掖、酒泉）。但河东红军尚未按照《作战新计划》东渡黄河入晋。为迷惑蒋介石，制造河东、河西红军即将会合于河西的假象，以便河东红军伺机东出，党中央连电西路军暂停西进，在永昌、凉州一线建立根据地。这样，西路军便在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陷入终日与敌苦战的被动境地。

红三十军的战斗力最强，是马敌集中兵力寻歼的主要目标。李先念、程世才指挥部队，连续进行了四十里铺、八坝、水磨关、永昌等地的恶战。仅四十里铺之战，即杀伤敌2400余名，其中用大刀砍死者即在700名以上，三十军自身亦伤亡近2000人。战况之惨烈，可见一斑。从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奋战月余，共毙伤敌6000余人，但自身损失亦重，由过河时的2. 1万余人减至1. 5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削弱。

霹雳一声惊雷，西安事变发生。党中央放弃了率河东红军东渡黄河入晋的计划，转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令河东红军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准备对付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的重兵进攻。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飞回洛阳。27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

西路军在永凉一线，不进不退，被动挨打，缺粮少衣，有耗无补，本来就在军政委员会内部引发了不同意见。特别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之间，争论得很厉害。李先念说：“古浪战斗后，陈昌浩作报告，说敌人主力已被击溃。徐帅和他吵，吵得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徐帅那么硬。他说：‘你的报告是错误的，敌人的主力并没有被击溃。’当时在场的有我、王树声、陈海松等。在永昌，徐帅的意见是一直往西走，不要停留在那里，后退是不行的，敌人在东面部署了兵力。那时，只要和新疆接上，能搞来20门炮，我们就能消灭马家军！”

李先念当时曾和徐向前交谈过，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有天，他到永昌城里总指挥部驻地，又当面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却极不耐烦地说：“你懂什么？多嘴！”陈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他不顾实际情况机械执行中央指示，别人拿他没办法。不仅如此，他反而认为徐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曾找军政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做工作，准备对徐开展斗争，但因没有人支持而作罢。

军委明令西路军继续西进，可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及时接通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军援物资，大家都很高兴。况且，西面并不是马步芳、马步青的重兵防地，西路军乘虚西进，不是难事。徐、陈计划第一步进占甘、肃二州，略事休整后再进军安西，接通新疆。

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当此之时，天寒地冻，朔风振漠，征马踟蹰，堕指裂肤。然而，西路军的指战员们却万众一心，斗志昂扬，不畏强敌，不惧严寒，满怀信心地向西进发。行进的队伍里，不时响起嘹亮雄壮的歌声：

鼓声咚咚，红旗飘扬，

同志们好威风！

同志们前方去，

消灭敌人大举进攻，

同志们前方去，

消灭敌人大逞威风！

瞄准敌人，放！放！放！

勇敢向前，冲！冲！冲！

前卫红五军长驱直进，首先占领临泽，继而于1937年元旦攻克高台，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九军一部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李先念、程世才率后卫三十军跟进，驻倪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及五军少部兵力驻临泽县城。

倪家营子大血战

这时，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在南京扣押了张学良，并调集重兵进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河东形势再次吃紧，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如果河东的友军和红军顶不住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进攻，唯一的战略退路就是河西。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7、8两日，又连电西路军，令其在临、高地带创造根据地，“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现勿分兵去安西”。于是，西路军只好奉命再次停止西进。

从高台到临泽，相距百余里。1月12日，敌以一部兵力牵制临泽地区的红九军、三十军，而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民团一部猛攻红五军驻地高台县城。经一周激战，原收编的民团叛变，致使该城陷落，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余人壮烈牺牲。西路军总部派出援应五军的骑兵师，亦在途中遭敌截击，大部损失。

西路军断臂折戟，三去其一，处境愈加艰难。马家军攻占高台后，气焰嚣张，复掉头围攻临泽。经三昼夜激战，驻守临泽的五军一部兵力和总部直属队突围而出，到达倪家营子地区。

从1月16日起，中央为策应河东的战略需要，即指示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地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虽然不了解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全盘计划，但对执行东进命令这一点，意见一致。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21日，军政委员会决定东返。23日，西路军指挥部率领三十军全部、九军一个团进至西洞堡，王树声率九军进至龙首堡，准备稍加休整，争取在现地或行进途中乘机击敌，以利东进。这时，尾追西路军的敌一百师手枪团及青海省宪兵团向西洞堡发起进攻，徐向前、陈昌浩令李先念、程世才组织兵力反击，经一天激战，三十军击溃敌手枪团，全歼敌宪兵团，缴枪12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敌集中兵力在东面防堵，西路军与敌决战不利，遂于28日重返倪家营子。

位于临泽东南的倪家营子，分上营子、下营子，是个人口集中、粮米较丰的大自然村。全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星罗棋布，坐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每个屯庄都是一座堡垒，筑有厚厚高高的黄土围墙，有钱人家的较大屯庄里，还有碉堡和望楼。水源来自祁连山的融雪，每个屯寨都有几处“老池子”，终年积存雨水、雪水，供村民日常饮用。

马敌发现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复集中重兵，予以团团包围。从1月下旬起敌先后投入的兵力有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及甘、青两省大量反动民团，向西路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西路军依托屯寨、工事，实行决战防御，准备灭敌一部后再行东进。经过几天的激战，西路军总部决定将兵力收缩到下营子的20个屯里，以红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前沿阵地相接，纵深梯次配置，构成椭圆形的防御圈环。李先念、程世才以八十八师在前，八十九师居二线，并以一部兵力作预备队。三十军的阵地后面，是西路军总部驻地廖家屯。

红三十军的阵地是马敌进攻的重点。敌人每次进攻，都集中两个旅以上的兵力，先以大炮轰击，继以集团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红马营、白马营，卷着滚滚沙尘，风驰电掣般地向红军阵地冲击。红三十军的指战员们，依托断垣残壁，坚守阵地。因子弹不多，每人只有一两排，都舍不得用，主要靠大刀、刺刀与敌拼搏。每当敌人“哇哩哇啦”冲到二三十米处，随着一排枪响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毙伤冲在最前面的一些敌人后，战士们就跳出断垣残壁，与敌混战在一起，进行白刃格斗。红军指战员无日不战，每天都要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每个屯庄、每寸土地，捍卫着西路军的荣誉和尊严。

红八十八师前沿的主阵地汪家屯，由二六三团三营教导员周纯麟带领第九连130多人坚守。他们头天进入阵地，即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次日，敌人为了攻克这个重要据点，集中炮火、兵力，发起了轮番的疯狂进攻。九连的战士们，高喊着“冲啊！杀啊！报仇啊！”一次次和冲上来的敌人肉搏，血战竟日，消灭敌人400余名，守住了阵地。当天色昏暗，马敌收兵后，李先念、程世才和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来到这里，看望和慰问九连的勇士们。李先念望着血渍斑斑的阵地和横躺竖卧的烈士遗体，沉重地说：“周纯麟，集合部队吧！”周纯麟的耳朵已被炮火震得听不清政委在说什么，李先念又大声重复了一句，他才召集仅剩的八名战士来到首长面前，排列成行，向首长致敬。他们一个个像孩子见慈母般的，热泪刷刷地直淌。李先念走上去和他们一一握手，激动而高昂地说：“同志们，别难过，你们打得好，打得好哇！敌人重点围，没有围垮你们；用炮打，没有打垮你们；用火烧，没有烧垮你们。你们像铁钉一样，钉在自己的阵地上，不愧是红军的钢铁战士！”听到李政委的亲切话语，望着老首长那饱经风霜、消瘦黝黑的面孔，周纯麟一阵心酸，眼泪婆娑而下。

天刚放亮，马敌的进攻又开始了。红二六三团防御的汪家屯一带仍是敌人攻击的重点。李先念以二六三团在正面，二六七团在左翼，二六五团在右翼，二六八团为预备队，抗击敌人的进攻。

马敌企图突破红三十军的主阵地，出动两个旅的兵力，先以炮火猛轰，继而蜂拥而上。前沿阵地，敌我相搏，杀声震天，一片火海。李先念的指挥所设在二六三团阵地后面，他见该团承受的压力过大，阵地有被突破的危险，马上命令二六七团进行火力支援。

但二六七团因子弹缺乏，无法形成强大的火力网阻敌。说时迟，那时快，阵地被敌人突破了！二六三团边打边退，一大股敌人越过李先念的指挥所，另一股敌人则径直向指挥所逼近，100米、50米、30米……危险到了极点！李先念冷静、果断地下达命令：“叫二六三团不能再退，二六七、二六八、二六五团集中兵力反击！”同时，他身边的参谋、警卫员、传令兵共十六七人，一起冲出房子，对着涌上来的敌人集中扫射。冲锋号一响，几个团猛烈反击，终于消灭了突进阵地的敌人，转危为安。

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徐向前和李先念对战局都不乐观，内心充满焦虑。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时，李先念说：“这样打下去问题很大呀，怎么个打法？兵员没有补充，吃粮、喝水困难，子弹越来越少，伤号越来越多，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徐向前说：“难哪！部队是我们带大的，整天和敌人拼消耗，既不能东进，又不能西进，疲兵屡战，弹尽粮绝，进退失据，前途堪虑啊！”

为摆脱困境，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于2月21日晚率军转移到威敌堡一带，但因地形不利，易受敌人封锁，又连夜返回倪家营子。天明后，敌即在炮火掩护下发起猛烈进攻，情势愈来愈加险恶。党中央及军委于22日电告西路军：“望告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军委：“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东进亦不可能。”并建议河东派出八个团的兵力和一部骑兵，渡河向凉州进攻，以解西路军之危。“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50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方法援助你们。”

从2月22日至27日，西路军又与敌血战五昼夜，业已到了弹尽粮绝、难以支撑的地步。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连夜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倪家营子大血战，历时40个日日夜夜。西路军将士万众一心，创病皆起，慷慨悲歌，举刃向敌，先后共毙伤敌万余人，显示了广大指战员临大难而无惧的无产阶级英雄本色。连敌酋马步芳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不愧是铁军！”

风雪祁连山

“鼓衰兮力尽，矢竭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古战场上这种全军覆没的惨剧，又在祁连山下重演了。

西路军仅剩的不足万人，从倪家营子突围后，进至威敌堡、三道流沟一带，又被马敌追至，团团包围。血战五昼夜，被迫再次突围，进入梨园口，准备向山里转移。突围中红三十军的指战员，自动排成左右两排厚厚的人墙，掩护军首长和机关人员从中间通过。敌人的子弹一排排地射来，许多指战员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通道。李先念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情都极不平静，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的遗愿之一，就是将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向祁连山，与英勇牺牲的西路军将士同眠。

梨园口位于临泽以南，是进入祁连山脉的一个山口。两边是对峙的几座山峦，中间有条蜿蜒伸向山里的干涸河床，西岸坐落着一个仅有数十户人家的村庄。天已泛白，从三道流沟突围而出的西路军刚刚进入山口，马敌的大批骑兵即接踵而至。一场众寡悬殊的血战又开始了！

西路军第九军和三十军的每个建制团，实际上只剩下三四百人，其余均为总部机关人员、医护人员、伤残号和妇女、小孩等，战斗力可想而知。但面临穷追不舍、蜂拥而至的敌人，除了急起应战，别无出路。为掩护主力三十军展开，徐向前令前卫九军抢占山口两侧的制高点，进行阻击。九军的近千名指战员在军政委陈海松的指挥下，面对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冲击的敌人，毫无惧色，用刺刀挑，用大刀砍，用枪托打，用石头砸，抱住敌人撕咬，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不到半日，九军几乎全军覆没，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师长杨朝礼等壮烈牺牲。

接着，敌人便压向三十军的阵地，猛攻河东岸和梨园村。李先念、程世才各带一部兵力，猛烈阻击马敌，掩护总部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向山里转移。在这种险恶至极的形势下，指战员们都深深懂得：多坚守一寸土地，多争取一分时间，总部就多一分安全。“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每块阵地，拉锯式地和敌人反复争夺，决不让敌人得逞。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当晚。敌人收兵后，总部命令李先念、程世才率军向康龙寺转移。

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指战员们，冒着风雪严寒，拖着沉重步伐，在暗夜中沿着狭长的河床、山谷，向山里行进。

走出狭谷，翻过一座山顶，天已放亮。忽然，背后响起一阵枪声，原来是敌人的骑兵追至，从正北、东北、西北的三道狭谷里冒了出来。李先念当机立断，马上命令担任后卫的第二六三团、二六四团就地阻击，抢占高地，掩护部队展开。

这带的山坡全是草滩，敌人的战马上下左右，驰骋自如，很快便将二六三团、二六四团分割成几块。指战员们虽竭尽全力，左突右冲，但却被越来越多的敌人包围在中间。结果，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少部在二六八团的接应下撤出战斗。

3月14日，西路军转移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时，已不满3000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军，与追敌血战竟日，第二六五团损失殆尽，第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伤亡。李先念的指挥所，一度被敌骑兵从三面包围，险些被敌人搞掉。

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认为部队“已战到最后”，“只有设法保存基干”。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隶属西路军建制下的几支红军劲旅都是从土地革命战争中冲杀出来的英雄队伍，几尽全军覆没，却是异乎寻常的。大家都明白，毕竟失败已成定局，谁也无力挽回了。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将们，一个个心如刀绞，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陈昌浩眼含热泪，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一）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二）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三个支队，李先念、王树声、张荣各率领一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

李先念、李卓然、王树声等人怀着沉重万分、依依难舍的心情，送别徐向前、陈昌浩后，立即集合部队转移。行前，李先念对左右两个支队的干部动员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异常艰难的，但并不是无路可走了，出路就是要快速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摆脱马家军骑兵的跟踪追击。只要我们能突围出去，就有回旋的余地，就有办法可想。万一我们冲不出去，要和敌人拼到底，就是死也死在一起！”他要求全体指战员要发挥团结友爱精神，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体力强些的要帮助体力弱些的。他说：“能带走一个红军战士，就能为革命保存一份火种，将来定能燃成一片红啊！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河东的红军还在继续战斗，党中央还在陕北，革命并没有失败。暂时的失利吓不倒我们，天大的困难压不倒我们，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红军！”

漆黑的夜幕，笼罩着祁连山起伏不尽的大小山峦。呼啸刺骨的寒风卷着雪花、冰粒，从指战员们的头顶、身旁刮过，气温达摄氏零下三四十度。左右两个支队的指战员们，顶风雪，战严寒，向祁连山里行进。

一夜漫天大雪，掩盖了部队行进的足迹，使敌人失去了追击目标。途中，西路军工委会开会，研究行进的方向问题。李先念主张两个支队一道西进。他回忆说：“我和王树声在一块打仗，经常他是司令，我是政委。那天下午我们开会，我对他说：你还是当司令，我当政委，咱们一起翻过祁连山，最多死个几百人。结果他不干。我说，你不过，我过。”会后，两个支队便分道扬镳，王树声、朱良才率领右支队向东山转移，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左支队西向，开始了翻越雪岭的险恶征程。

李先念决定西越祁连山，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

自从石窝会议决定分兵游击后，他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摆脱追敌，如何保存现有的兵力？他认为，向东、向北都是马家军重兵集结、反复搜索追剿的地区，部队几乎没有立足生存、与敌周旋的条件；向南是青海柴达木盆地，马步芳的势力范围，更不会坐视西路军余部在那里生存和发展；向西虽然是渺无人烟的冰山雪岭，自然条件异常恶劣，但易于摆脱追敌。对于一支失败的军队来说，摆脱了追敌，就有生存的希望，就有出路。只要到达敦煌一带，便可相机转入新疆，为党保存一批战斗骨干。李先念的想法，得到了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等人的支持，对统一部队的意志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先念的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天才的军事指挥员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备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李先念的西进决策和行动，无疑正是这两种特性，即大智和大勇、眼力和果断的综合体现。

当然，在当时那种异常艰难而又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要使每个人都接受西进的决定，完全变为自觉的行动，也是很困难的。行军途中，有几位军师团干部对西进缺乏信心，便不告而别了。有人主张去追他们，李先念说：“算啦，强留是留不住的，只要革命，将来还会走到一起的。”这些干部，有的回到了延安，有的被俘，只有个别人叛变投敌。还有一位团级干部，带着几名战士溜走，把李先念珍爱的那匹黄马也偷走了。后来他们碰上了右支队，被王树声认出是李先念的马匹，经反复审问弄清真相后，王树声执行纪律，命令枪毙了那个干部。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左支队到达柴达板，准备翻越高耸入云的祁连山雪岭。这时，领导层里又发生了一场争论。有的主张回到东边，有的主张去陕北，有的主张分散游击。特别是总部机关的几位领导干部，过去习惯于徐向前、陈昌浩的直接指挥，并未把李先念等人放在眼里。他们坚决反对西越雪岭，一定要留下来就地游击。李先念、李卓然等无法说服他们，只好派一个排跟他们行动，留下来游击。后来，敌人搜山时发现了他们，有的人牺牲，有的人被俘。

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些问题，使李先念迫切地感到，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按照中央的指示号令队伍，统一思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但是，仅存的一部电台（其余的电台在石窝会议后均已毁掉）因没有汽油又无法使用。李先念忧心如焚，便找电台负责人宋侃夫、王子纲等商量，请他们想方设法恢复电台的功能，以便尽快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身负重伤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伤口严重化脓，高烧不退，派人找到李先念，请求把他留下来，免得拖累大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听说后，一起去看他。他正倚在一块岩石旁边，丰满的面颊已经塌陷，两眼半闭着，左臂用绷带吊在脖子上，衣袖和前襟满是血污。见李先念等到来，他强忍伤痛，要挣扎着站起来，被紧走两步的李先念轻轻地按住。

“首长，伤口化脓，血管也断了，疼得厉害，我不能走了。”熊厚发指着左臂痛苦地说。

“你放心，好好养伤，我们就是背着你，也要把你背出山去！”李先念亲切地慰问说。

“我要再走，就会死在路上，给部队增加累赘。现在部队要赶快轻装前进，这里太危险……”说到这里，熊厚发已累得喘不过气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对于这位从鄂豫皖起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红三十军屡立战功的虎将，李先念确实舍不得单独留下他。只要有一线希望，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走。但熊厚发的要求是那样恳切，带他翻山又确无把握，这使李先念的心情极为矛盾和痛苦。

他转身叫警卫员把总部卫生部长苏井观找来，拉到一边悄悄地问他：“能不能带上厚发同志翻山？”

苏井观回答：“不行了，伤势这么重，翻山缺氧，带不过去的！”

李先念再也没说什么，回到熊厚发身旁，同意他留下。按照熊厚发的要求忍痛给他写了封党员证明信，并决定留下一名干部和一个班负责照应和掩护他。后来，马敌搜山时，熊厚发在昏迷状态中被俘，其余人员全部壮烈牺牲。他被押解到青海马步芳的老巢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年仅24岁。

斜横在左支队面前的祁连山雪岭，顶天立地，绵亘起伏，泛出银白色的夺目光芒。部队经过深入动员，决心发扬长征过雪山草地的精神，征服这座海拔2000多米的冰山雪岭。这里没有飞鸟，没有人迹，没有道路，只有深可没膝的雪层和呼啸刺耳的寒风。阳春三月，南国早已莺飞草长，鲜花盛开，祁连山里却是一片冰雪世界，气温仍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逶迤行进的左支队指战员们，有的披着毛毯、羊皮，有的仅着单衣、夹衣，有的打着赤脚，你拉着我，我推着你，艰难地向分水岭攀登。每个人几乎都已瘦得皮包骨头，脸上一层污垢，长长的胡须、头发上满是冰碴，身上、腿上、脚上裂出一道道口子，肚子里空空如也，饿得两条腿直打软。走着走着，有的人就一头栽倒，被饥寒和缺氧夺去了生命。

翻过一座山头，又是一座山头。李先念不时拿出指北针来，确定前进方向，号令队伍排除万难，向分水岭勇敢进军。

翻过分水岭，展现在指战员面前的，竟是一片黄绿色的草原，数不清的野马、野鹿、野牛、野驴、野羊，沐浴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或觅食，或奔跑，或嬉闹，人们就像是进入了动物天国。这些野生动物并不怕人，见到持枪的人来也不躲避。指战员们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生存，是填饱肚皮，不得不端起刺刀，对这些动物痛下杀手。连续刺倒一些，它们才感到厄运来临，狂叫着四散奔跑。这是部队入山以来的最大一次收获，不仅填饱了肚皮，还剥下了不少兽皮供御寒用。

队伍分散在山坡上休整。李先念、李卓然召开工委会再次研究去向问题。会上，西路军参谋长李特提出，部队应分散行动，谁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要再拢到一起。同时，他还要求自己也脱离部队，单独行动。他的意见遭到与会人员的严肃批评，说这是想把千把人往虎口里送，是失败主义的表现。李先念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部队不能解散，要靠集体的力量战胜困难，继续西进，到达敦煌。

恰在这时，电台人员将汽油发动机改为手摇发电机发电成功了。祁连山里的电波，越过雪岭、越过黄河，飞向延安。接着，便传来了中央电台的回声。李先念闻讯后，把大腿一拍，高兴地说：“这下可有救啦！”他立即起草电文，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电称：“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多宿雪山，无粮食，仅觅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执行中央指示，在自卫、独立与依靠自力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充分表达了900多名指战员顽强不屈的钢铁意志。

党中央很快回电，指示左支队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中央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

日日夜夜与冰雪为伴、饥疲至极的指战员们，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进军目标——新疆的美丽向往，扶伤带病，咬紧牙关，继续西进。每座山头的攀越都是对意志、体力、生命的严峻考验。每天都有倒地不起、长眠雪地的战友。李先念和工委会的领导同志不时地跑前跑后，鼓舞大家万众一心，团结奋斗，战胜困难，争取最后胜利。与风寒、冰雪、疲惫、伤痛比较起来，最难熬的还是饥饿。越是深入祁连山腹地，饥馑的阴影越是浓重，打不到牛羊、野兽，就只能饿着肚皮行军。有些同志两三天吃不上一点东西，饿得昏倒在地。有的同志因误食野菜而中毒，跳来跳去，大喊大笑，像得了疯病似的。这时，团以下干部的战马都已杀光、吃光，全支队仅剩下几匹首长的坐骑。李先念和李卓然、程世才等商量，决定把这些坐骑分给部队杀了吃。但指战员们宁肯挨饿，也不肯宰杀，统统给退了回来，说：“首长的战马就是首长的生命，我们决不能拿它们来充饥！”李先念只好派人每天骑上这些马去寻猎野羊、野牛。有天侦察到一批野羊，但不慎被它们跑掉，一无所获。李先念发了大脾气，狠狠批评了带队的干部，要枪毙他。经别人说情，才给了他个撤职处分。

4月中旬，左支队在肃北县考克塞附近找到一位名叫诺尔希藏木的牧民做向导，穿越野马河谷，走出大龚岔山口，抵达肃北石包城。这里虽仅十多户人家，但却是个山里和山外的物资贸易交流点，有粮有水有牛羊有盐巴，略能为饥肠辘辘的指战员补充点食物。工委会决定就地休息三天，恢复体力，尔后出山。李先念等还从一位安西来此做生意的商贩口中得知，位于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安西，仅有敌军一个排驻守，部队攻克那里不成问题，且能取得较大补给，便于直趋新疆，因而改变了原定经敦煌入疆的计划。

一个来月在皑皑雪岭中艰苦行进的指战员们，就要跨出山口，进入平川了。

向星星峡进军

西路军左支队于4月20日凌晨从石包城出发，向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安西挺进。

但刚进入平川，便遇到了一场罕见的“黑风”。遮天蔽日的暴风卷着沙尘、石粒，狂啸漫舞，大地顿时变成一片黑暗世界。指战员们被风沙刮得睁不开眼，站不稳脚，靠互相牵扯搀扶，踉踉跄跄地摸索前进。李先念怕随身的小号兵、警卫员掉队，叮嘱他们拉住战马和骡子的尾巴走。几个小时的“黑风”过后，戈壁滩上积满厚厚的沙尘，人人的脸上、身上像是涂上层颜料似的。为争取先机，部队昼夜兼程，于22日抵达蘑菇台。

蘑菇台的万佛峡，不仅是片风光秀丽的戈壁绿洲，且有座远近驰名的道教古刹。红军到达后，李先念、程世才等见了道长郭元亨，向他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任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这位道长对红军的处境十分同情，慷慨允诺支援红军。共捐助了小麦千斤、面粉200多斤，还有黄米、胡麻油、硝盐、牛羊、骡马等。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使左支队全体指战员深受感动。临别前程世才代军长特地给郭元亨道长打了个收条，告诉他将来凭这张收条就能找到红军，得到红军的帮助。革命胜利了，物资一定会归还。

4月24日，左支队进至安西城南25华里的十工村，准备攻城。此前，马步芳已经判定红军“似将向嘉裕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严令各路人马围追堵截。23日，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奉命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于当晚进驻安西。原在石包城向红军提供情报的商贩，发现敌人增兵，便赶忙出城向红军报告。但工委会一致认为，敌人不可能获悉左支队的行踪和计划，“增兵”之说有诈，商贩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便不问三七二十一，把这位商贩押起来审讯，决定仍照原定计划当夜攻城。

安西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围均系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易守难攻。

李先念、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于当晚从城东和城西发起进攻。但第一梯队刚进至安西城东关，即遭守敌的猛烈反扑，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吼声大作，火光遍地。第二梯队向城西门进攻，亦遇到敌人密集火力的压制，几次冲锋均未成功。程世才回忆说：“事实已经证明，那位老乡（商贩）的话一点不假，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我和李先念交换了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攻打安西失利，主要原因在于未弄清敌情的变化，以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防守。有些回忆文章把攻打安西说成是李特决定的，李先念对此纠正说：“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西路军左支队连夜撤离安西，转移到王家屯庄。天刚放亮，便被追敌包围。激战一天，夜间突围而出，急行军90里，于4月26日拂晓到达白墩子。李先念令部队停止前进，准备早饭，但追敌又至。部队且战且走，下午到达白墩子西北50里的红柳园。这里是甘肃进新疆的必经之地，只有几家客栈供来往的旅客食宿。刚到不久，便又遭到追敌的包围。数百名敌骑兵分左右两路，把支队夹在中间，红军指战员再次与敌展开激战。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研究决定：一定要坚守到黄昏再突围，否则就会全军覆没；为了防备万一，仅有的一部电台立即毁掉。杀到天黑，左支队牺牲上百名指战员，敌人损失更重。李先念见突围时机已到，遂下达了命令：以二支队留在山口担任阻击任务，掩护一支队和总部突围后再撤离，两队人马到星星峡集合。

当一支队和总部机关突围时，被敌骑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冲向甘新公路，沿着路边的电线杆子西进。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等五六十人在向导的带领下翻山进入了戈壁滩。他们人不歇脚、马不停蹄，一气走了大半夜，见追敌已被甩掉，才停下来休息。

号称“死亡之海”的茫茫戈壁大漠，像座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魔窟，易进而难出。白天，烈日当头，气温骤升，地面的砾石滚烫，烤得人汗流浃背，如坐蒸笼；远远望去，不时还会出现沙漠绿洲的美丽幻影，吸引人们去追寻、接近，而愈是向它接近，它却愈会向更远处移动，直至人们迷失方向，步入死亡之途。夜晚，月光清幽，气温骤降，达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冻得人浑身麻木，如坠冰窖。一天之内，气候数变。忽而晴空万里，一望无垠；忽而风沙弥漫，难辨东西。李先念一行，强忍疲惫、干渴、酷热、严寒、风沙的袭击，行进在戈壁滩上。因为缺水不得不靠喝马血、人尿维持生存。

走了不到两天，一阵飞沙走石过后，连向导也迷失了方向。幸亏李先念身边有个指北针，走一程他就掏出来看一看，带领队伍照着西北方向前进。人人瘦得皮包骨头，蓬头垢面，两眼血红，嘴唇干裂，连说话都没有力气。有的带着伤痛，有的发着高烧，有的累倒在地躺一会儿再走。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走出绝境，早日到达新疆，回到党的温暖怀抱。

当时，工委会进行讨论，有两种意见：一是退出戈壁滩，沿着公路向星星峡前进；一是与其退回遭敌追杀，还不如忍受一时的困难，走出这段大漠地带。李先念经过反复考虑，缓缓地说：“还是再侦察一下再决定怎么走吧！我们能走到这个地方，也不是个简单事，这步棋得慎重啊！”过后，他派侦察参谋简作国带上几个人先行，侦察行进路线，又去征求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的回答很干脆：“李政委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再苦再累也不怕！”李先念望着一张张形销骨立的灰黑脸孔，听到他们忠诚革命的共同心声，心潮起伏激荡，久久难以平静。

走到第二天下午，在山脚下发现了一个水塘。大家兴奋地一拥而上，趴在塘边，喝个不休，人人肚皮都鼓了起来。老向导告诉大家：前面不远就是星星峡了。

焦渴难忍的队伍，一下喝足了水，行进中又充满了活力。走着走着，只见远处尘土飞扬，有人判断说：那是汽车！李先念、程世才令部队准备战斗，连发了两枪，车头上有人高喊：“不要打，是自己人！”还扯下一块红布，来回地摇晃。李先念用望远镜观察，说：“别打别打，车上那不是杨秀坤吗？”等大卡车来到近前，八十九师副师长杨秀坤等人跳下车来，与李先念等人紧紧握手、拥抱，眼含热泪，激动地说：“我们找得好苦哇，这下可找到你们了！”几十个人围成一团，欢呼雀跃。原来，杨秀坤等另一部分人从红柳园突围后，顺着甘新公路西行，已提前到达星星峡。他们日夜为军首长的“失踪”而焦急，经与盛世才部边防站的负责人协商，每天都要坐汽车到戈壁滩上转来转去地寻找。当天下午，李先念等人乘车抵达星星峡，终于结束了47个日日夜夜的艰险征程。

不久，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赶来，热情迎接和慰问西路军指战员。这支队伍，共有420人，后利用盛世才与我党的统战关系，在迪化组成“新兵营”学习飞行、大炮等军事技术，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骨干。

毛泽东对李先念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英勇奋斗、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也说：“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